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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人生: 第四章 异乡人

日期:2019-11-17编辑作者:文学鉴赏

  "好好好!不回来算了!"挂上电话,回头看见老人家站在后面发呆,也不知说什么好,又不到吃晚饭的时候,便默默地下了楼,摊开稿纸,打算爬爬格子。

     年夜饭

  少年时过年,是万般滋味的,既窃喜去年混过了,却也离那初中、高中、大学的各式联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刚过,黑板边上只怕就开始一日缩水一日的阿拉伯数字,为联考做了倒数计时。

  所以有房地产的专家说,不要因为房子的颜色惹你讨厌,或厨房太脏而拂袖不顾,那是几千块钱就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房子,如同看女人,不要被衣服骗了。

  每天早晨,她们要出去检查游泳池的设备、捞掉水上的脏东西。到了周末,则要整理占地两英亩的院子,把杂草和薄公英拔掉。赵小兰最小的妹妹,现年十六岁的赵安吉,已经负责处理家里的帐单、将那诞卡的邮寄名单输入电脑,并接听晚上的电话。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英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之下自己铺成的。赵小兰曾在"我的事业与人生"文章里说:"那时我们不见得喜欢,如今想来,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谈,很能领会父亲良苦的用心了。"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最令人火大的,是他们私下偷偷地说:"那些刚来美国的台湾客最好骗!由于新来,对地区不了解。带着大把现钞;成交爽快,不会夜长梦多,加上在亚洲一定住得不够讲究,所以只要羊毛厚地毯一踩,花花的壁纸和水晶吊灯一看,就腾云驾雾,眼花撩乱,不知东南西北了!

旅美十三年。

  将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与西方社会的组织管理方法结合,既培养个人的独立性,更要求每个人对家庭的参与,透过沟通后产生的共同意识,达成期望的目标。

  故乡!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却又遥远的名字,她可以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更能专指我们童年记忆中那片充满蝉鸣与鸟语的地方。也可以说,今天我们脚下踩的,虽然是儿时跑跳的同一条街,却因为过度膨胀的现代建筑与喧哗、污染,而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做为纽约客,他知道即使迷了路,也只能不露声色地看路牌,而不可东张西望。也就因此,到陌生的地方之前,必定先看地图,如果是自己开车去,出发前就要把车门锁好,因为不知道他那地区的情况,难保没有人会在你碰到红灯停车时,突然冲上来,将枪口冷冰冰地抵在你的太阳穴。

  而后是我内人在法拉盛被人恶意割破轮胎,所幸她知道那是匪徒的伎俩,勉强开到修车厂,坚持中途不下车检查,所以能平安度过;至于我绘画班上的两个学生佩姬和柯莱特,则中了圈套,在下车查看时被抢走了皮包。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倒还真是热闹!

  你也可能见到一小袋一小袋,印着中文字的购物袋,分别以那袋子的提手打结,堆在路边,而可以猜想,必有个具有勤俭美德的中国人邻居。

  但他们很少会对中国的买主说。因为:风水症候!离婚的房子,中国人八成不要。最起码,太太会拒绝!

  当然最好是亲自再跑几趟,譬如当你上班时间前往,看到的幽深巷弄。在假日见到的很可能是一片吵闹,碰到你不愿见到的人,或街角群聚的不良份子。

  "那人家的公共人行道,有一块被大树根顶得高低不平,在差的地区,可能没人在意,在这里却见屋主小心地用水泥补在不平的地方。怕孩子和老人摔倒,也方便推娃娃车的人,免得有颠动的情况!"

  成百的寒鸦,正迎着雪在枝头聒噪,每只都不断地抖动着身体,震落身上的雪花,这是老人家最爱看的景致之一,她几乎算得出那些鸟会什么时候突然消失在树林的深处。

  但是就在这"拜"上,便也见出许多学问。年高德劭者,前去拜年的人多,这是"拜望"。财大位高的,宾客络绎于途,这是"拜托"至于那门前车马稀的人家,是大可不去拜年的,因为你去拜,也八成要扑空,他早给别人拜年去了,偏偏那人多半不是你。

  我们是不是在怀念自己几时的田园时,也该为下一代创造一片干净土?

  在美国挑房子,不但要懂得看地区、看结构,还要知道看垃圾、看车子、看草坪和人行道……。

  所以从一起初,我就觉得红鼻子是难演的,他没有多少过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让饰演的人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独角戏的过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这样一个抛弃妻子、事业,而甘愿做个卖艺小丑的红鼻子,又得时时疏离出来,以反省这个角色。在文学写作上,有所谓"热笔"与"冷笔",演红鼻子正兼此二者。

  却听得上面厨房传来剁菜的声音,把写作的兴致也打消了,想要上去抗议,又按捺了下来,老人家不是说了吗:

  "天哪!你怎么能离开这么闲静的维吉亚州,到那个强盗出没、杀人不眨眼的纽约去?纽约的人冷酷到即使你心脏病发倒在地上,大家也都只是绕道过去,没有人理睬!"

  --赵小兰所受的家庭教育

  做为纽约客,他绝不独自穿过地下道,而在亮处等到有人同行,再一起穿过。他也绝不单独一人坐在地下铁的空车厢里,更不会坐在角落。也就因此,常可以看见,地下铁到了深夜时,许多人放着空的车厢不坐,而宁愿挤在一块儿。

  由于新添了女儿,岳父母前来照顾,家中又常有远客,使我为了换个较大的房子,最近不得不四处觅屋。

  总记得以前有个朋友,每到端午就用快递,从高雄送来一包粽子,到手还有几分余温。他更不时地打电话问收到没有,且用台语在那头喊着:"寄话会加,寄东西会减!"出国之后。台语忘了大半,倒常在吃粽子时,想起那句台湾俗语,和朋友远远的声音。

  谈到建筑本身,学问就太大了!除了请工程师代为检查,会看房子的人,往往进屋之后,先注意天花板和地面,这两者能"平"是基本条件。有些人甚至会拿个弹珠,放在地板上滚滚看,以检查水平。

  甚至今年到北平探亲,堂哥请我到家里晚餐,硬是把一盘腥得令人有些作呕的白带鱼往我面前推,还一边得意地说:"这白带鱼可真难得,只去年才见到一次!"

  --记十九年前"红鼻子"首演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在黑板上写下这幅中国最常见的春联,逐字做了翻译,再解释了词性相对的道理,和中国人悬挂的方法。又在纸上写了个"福"字,倒过来拿着,讲解"福到了"的妙趣,直觉得台下的洋孩子们似懂非懂的样子,摇摇头,看时间不早了,便宣布下课。又突然把学生们喊住,道了一声Happy-New-Year,学生们大声肆虐地应着,还有个高大的洋孩子送过来一包东西,说是给老师的年礼,在中国城买的,原来是包速食面,便也笑嘻嘻地接下,丢进手提箱,又收拾起先前使用的幻灯机,左手一包一箱,右手一架沉沉的机器,斜着身子,用肩膀顶开大楼侧门,外面正下着霏霏的细雪。

  独自穿过密雪,灰蒙蒙地,想起齐瓦哥医生电影在西伯利亚的景象,这纽约有时竟真像是西伯利亚的凄寒。

  做为纽约客,他知道晚上商店打烊之后,如果在街上行走,要尽量靠着马路那侧,而不可沿着骑楼边缘走,因为随时可能有人从旁边的门里伸出一只黑手,将你一把拉进去,也可能迎面走上两个人,将你挤到旁边洗劫,甚至避免你喊叫追逐,而临走赏你一刀。至于靠马路走,如果看情况不对,还可以冲向街头拦车呼喊,或只是冲过马路,而避过一场大祸。

  不过,穷蹇时过年,当然是要比现在这种富足时,来得印象鲜明的。以前听母亲说,她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肉,大学时到兰屿,听孩子在国小里唱歌,不知是不是自己改了词:"新年好!新年好!新年的孩子个个吃得饱。"才发觉那里的孩子一天常只能吃一顿,所谓的营养午餐,也不过是一个馒头加碗野菜汤。

  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更怀疑干嘛要过年。

  "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朱木兰女士说。正由于她们对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会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中,更能体会荣辱与共、同心协力,而产生共同意识。

  要做纽约客,先想想怎么活着!

  敢记得初到美国读书时,有位学长的老母,踩着小脚,漂洋过海来探亲,临行包了几十个粽子,留在他的冰箱上层,有一天我去做客,打开冰箱,大概因为装得太满,粽子乒乒砰砰掉了一地,砸到脚上活像是石块。

  开关一下窗门,也是检查房子的好方法,因为太老的屋子、倾斜的屋子和懒惰的屋主,都可能制造不能开启的门户。或许有人要问懒惰的屋主有什么关系?我的答案是:

  挂了个电话给入学部,老婆匆匆地应话,说今儿个约谈的学生太多了,只怕要拖得很晚,只好自己先回去。穿过停车场,雪是愈密了,天色也便更阴沉了下来,灰濛濛地,想起齐瓦哥医生电影在西伯利亚的景象,这纽约有时竟真像西伯利亚的凄寒。

  所以有人从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为过年理当是可以赌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说有涯之年?他这一年,是在方城间混过去的,也有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又表示自己经济的水平高,实在心里窃喜的是,可以藉题不去拜年,说得露骨些:不是过年,而是避难!

  "我弄了个五花扣肉,就想不出别的了,昨天剩的莱,冰箱都装不下!"

  也就因此,他们家虽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大人的道理很简单:

  至于我在圣若望大学任教,一位姓朱的女同学从我的画班下课之后,居然在回家的公寓电梯里差点被强暴,她骗对方说"我年龄大得可以做你妈妈"。那歹徒竟笑答"我就喜欢?"!

  六月初,在纽约接到姚一苇教授,由台北辗转寄来的信,告以"红鼻子"将再度搬上国内舞台的好消息,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既感于睽违十几年的姚教授能不忘旧人,嘱我写一篇回忆当年演出的文字;更兴奋于红鼻子这句难演的大戏,能在国家剧院的支持下,再呈现于国内观众的面前。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可以见到戏剧界、舞蹈界、音乐界,乃至艺术界的人士,能经由这个融合了歌、舞、剧与特技杂耍的"红鼻于",再度结合,而产生新的火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时一样。

  我从来不相信过年燃爆竹是为了赶年兽,中秋吃月饼是源自杀鞑子,端午包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些节日实际上就好比美国人的复活节、感思节、耶诞节一样,除了庆祝的原始意义,更是人们为了隔些时全家能团聚一次,而藉题发挥的机会。所以屈原是有幸,没在中秋时节投江,否则人们可能啃完月饼之后跟着包粽子?政府又可能放完大假之后,再来个弹性放假吗?一年三节,端午在孟夏,中秋在仲秋,新正在暮冬,各差三,四个月,不是碰得巧,而是造得妙!

  更令我惊心的,是连着几年,当我在中国城做春节特别报导时,同一条街上都发生了枪击案,还有我的左邻被两个少年打破后窗冲进去,当着女主人,抢走许多银器。以及我儿子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时,被人抢走了身上的现款,同学的父亲追踪匪徒,在电影院里开枪的种种。

  就房屋本身而言,学问也真不少,美国独门独字的房子,里面多半是用木料和石膏板搭建,外面有石、有砖、有铝、有杉木,还可能用那远看是砖,近看才知道像是电影布景用的"假贴皮"。

     美刊坚之屋

  每个人被要求演出剧中的几段,并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了解既是演话剧,为什么还要唱,接过剧本之后,才知道"红鼻子"居然不仅有歌唱、舞蹈,甚至还有杂耍。至于剧中人,表面看是写实,却又带有象征的意味,既见一般对话,又有诗的语言。尤其是主角,那个终日戴着面具小丑,则是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谜样人物。

  当然,有地产掮客说"这种房子正该买,因为离异夫妻,急着分产,甚至已经各自买了房子,正急着要钱,所以还价的空间特大!"

  买房子先要认清掮客。掮客在某个角度来讲,对购屋或售屋的人都有好处,也都有坏处,因为他可以使买主见到更多的房子,也可以为卖主制造更多的机会。他会要求买方尽量出高价,又要求卖方不断地减价,当然他更会尽量展示好的一面给买主,并私下向屋主说尽房子的缺点。

     童年的故乡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年轻人理当管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则很难学会独立!"

  赵小兰的父亲赵易成博士很好客,每有客人来,六个女儿只要在家,一定会出来招呼。她们以非常恭敬的态度为客人奉茶,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以前当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不上桌,而且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

  作为纽约客,深夜坐计程车时,必定请送行的朋友,先记下计程车的牌号,而且记下车牌的动作最好让司机看见。至于到家后,则应该立刻打电话告诉朋友,以免对方担心。

  我用"特殊"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家庭,能有她家那样完整而严格训练的已经太少了,即使在中国,相信也不多。

  此外,他们每年在暑假和耶诞节,分别安排一次全家的远游,从选择地点、订旅馆房间,乃至吃饭的餐馆,完全由孩子负责。所以,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乐,一方面也成为孩子们组织、分工的训练。

  在美国,懂得看地区的人,常在看"人"之外,并观察三样东西--停的车子、放出来的垃圾、庭院和人行道。

  至于地下室,"看墙脚"就尤其重要了,如果墙脚有水痕、霉斑,都表示下大雨或溶雪的时候,有淹水的可能。还有接触地面的柱脚,一定要敲一敲,如果空心,表示有生白蚁的顾虑,许多人以为白蚁会飞到屋梁上,把房子蛀垮,实际白蚁冬天都要退回地下,它们多半是春天由接触地面的木柱,逐步向上侵入,才至到屋梁的。所以靠地的柱子没有白蚁,梁上就不应该会有。

     他们这一家

  去岁除夕,正是我从台北赶回纽约的第三天,时差没过来,却带了新年的消息回家,我对老婆说:"我特别赶回来过年!"太太一笑:"噢,可是我那天要开会开到很晚!"我又转脸对儿子说:"不错吧!老子特别赶回来陪你们过年!"岂料儿子一怔:"什么过年?"

  车子,当然是看车种、价位。一个四处停高级车的地区,自然不可能贫穷。至于不是旧车、烂车,就是东凹西陷的"祸车"和"解体车"时,可就得大大地小心了,只怕偷车贼就住在你的隔壁。有些人甚至会到附近超级市场的停车坪察看,因为那里可以显示出大地区的情况。

  却见他细细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夹起自己的那份,放进嘴里,仰着脸慢慢地嚼,且将粽叶摊平,用筷子将上面残留的米粒刮得一干二净,又起身把粽叶在水槽里冲选之后,摊在擦手纸上晾干:

  由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赵小兰姐妹的成功,与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怪布希总统在白宫接见赵锡成博士一家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还对太太芭芭拉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记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国团联合主办。编剧姚一苇教授已是知名的剧作家,导演赵琦彬、音乐作曲许常惠、舞蹈设计刘凤学、舞台设计聂光炎。、乐设计夏祖辉、也都是学有专精,而且观念较新的名家。至于演员,则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推荐的学生中选拔。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我今天提到赵小兰,并不想强调她是华裔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讨论她的白宫学者、花旗银行或哈佛大学的经历,而是希望读者能了解一下赵小兰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相信,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阶层,那种不亢不卑,带有适度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

  身虽是"纽约客",心却是"异乡人"。

  怎么管?答案应该是--

  于是我想,我们自己又留给孩子怎样的故乡呢?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这确实是领悟,因为看屋如看人,那品气、面貌是相通的,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买房子虽非写文章,却要对世事、人情有许多观察,也自然能领悟许多人性。

  在美国买房子可比在台湾要考虑得复杂多了,就地区而言,既有高级区、普通住宅区、商业区的差异,白人、黑人、西裔、亚裔的聚落不同,甚至还要考虑有没有种族排斥的问题,和学区的好坏。尤其重要的,是得看出整个地区的发展趋势、居民移入的情况,否则随着地区的恶化,几年之间,房屋的价值可以下跌一倍以上。

  最可怕的是一位中国男学生,居然在学校侧门外,为了护卫女同学,被一个黑人少年开枪打中脖子,幸亏命大,于弹从比较不要紧的地方穿过。

  "要过年了,这是除旧布新!"我赶紧解说。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你看!家家的草都长得不好,也没勤加修剪,表示地区差!因为剪草是有感染性的,人人都剪,你就不好意思不剪!只有恶化到某一天,大家都马虎,也没人站出来纠正时,才会造成这个现象。别小看这一点,它除了显示人们的公德不佳,更可能因为屋主连假日都忙得没空整理庭院,又舍不得花钱找园丁。这种家长常无法教出好孩子,孩子一坏,地区就坏!搬进去,你和你的孩子,也都倒楣!"

  "大除夕,全家不能一块儿吃年夜饭,总得吃几只元宝(饺子)吧!"

  看垃圾、庭院的人,境界就又高一等了!因为其中显示的除了富裕,更包括了公德,也可以说能见出人性。

  窗台上摆着一排柿子,母亲一个个摸了摸,又为它们掉了掉方向:"天这么冷,这柿子摘得生,听怕熟不了几个。"跟着又是那个老故事了:"想当年在北京老家,后院里放只水碗,浸上个大盖柿,等冰冻上了,拿进屋,撕开了一个口,用力吸,柿子全成了果冻,真甜哪!哪儿是这美国柿子比得上的……"

     回首灯火明灭处

  甚至可以说在海外过节的味道更浓,但那浓不是过节的当天会听到更多的鞭炮,赏更久的月亮,或吃更多的粽子。而是一年四季,只要听见鞭炮,就想到故乡的新年;只要看到明月,就忆起儿时的中秋;只要吃到粽子,就欣欣然地以为河上有了竞渡的龙舟。

  只是不知老人过年的心态如何,倒记得老母六十五岁那年,突然宣布从此不再出去拜年,言下之意,是年岁大了,不再需要出动哈腰,只等诸晚辈来拜,坐在太师椅上散红包。实在应该说,因为她再少有求人之处,既然少了须要拜托之事,所以也就免了拜年之苦。

  节,在国内,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海外游子的心理,代表的却是"怀念的故乡"!"

  年是用"拜"的,这话一点没错,君不见,过年拜佛烧香拜祖先,拜望亲友、长辈,至于同一辈则互拜,这拜的意思,是拜谢以前的照顾、拜托以后继续爱护,也是难得见面的朋友,藉机互相拜访。

  故乡,不一定是地方,而是一种感觉!有时你回到儿时生长之地,却发现它不是你心中的故乡。

  至于中年,则是最没有道理过年的,经济稳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减些什么;生活富裕了,过不过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摆的,也没大的分别,倒是多了小的要红包,长官要送礼,这许多麻烦事,就算是走运当上了长官,却还得受那宾客睡门的寒暄之苦。

     不识年滋味

  进一步是看墙面,譬如有大的裂缝,既在楼上见到,又见延伸到楼下,极可能是地层有了下陷或移动,这是因为老美盖房子,多半不打很深的地基,又总是在建筑前不久才整地、推上,造成地层容易松软。

  当然,不论多么忙,与子女的沟通还是不能忽略的。每个星期天,他们一定全家去做礼拜,午餐后的点心时间,则举行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大伙高谈阔论,每个孩子说出自己新的想法、收获,提出计划,并征询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与服从时,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当她们为家里做事时,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里有着使命感。家是一个"共荣圈",当每个成员都这么有向心力时,当然会兴旺。

  这里写的是异乡人、异乡事、异乡梦、异乡情
  洋学生送老师一个从中国城买来的年礼,打开来,是包生力面。

  所以在国内买房子讲究风水,那风水多半是抽象的,在美国注意风水,则是写实的。稍不注意,真可能会漏风、进水。选房子的人,必须既有史学家的本事,看一个地区的演变、兴废;社会学家的本事,观察该地区的风气;更要有工程师的眼光,不被表面的装饰所苦难。

  在我抵达纽约的当大下午,一位朋友带我提着几十公斤重的大箱子,爬上数十级的石阶,到圣若望大学后面的一户人家租房子,那房东太太只为了我问"能不能只租到暑假结束"这么一句话,不由分说地就请我走路。尽管我说"如果非要以一年为期,也可以!"她却以"因为你有只住短期的想法,难保你不半途开溜",而拒绝了我的要求。

     我家后面的竹林

  "那等会儿就端上桌吧,薇薇只怕要晚下班,咱们先吃!"

  他们常对孩子说:

  十二年来在纽约,仅仅是身边,就发生了这许多事,把我真正磨练成一位纽约客。

  加上老美多半懂得室内布置,厚厚的地毯一铺,名式的幻光墙饰一挂,浴室走道再换成大理石、花岗石,附带按摩缸(JACUZZI),天光屋顶(SKY LIGHT),使人步入其间,目不暇给之下,也就容易忽略真正重要的"房屋工程架构",直到搬进去之后,才发现地层既有了下陷,屋顶有了歪斜,基础遭了白蚁,某些水管又可能渗漏多年。

  所以在台北,你可以推开窗大喊一声,跑下楼去找那叫卖的人买个肉粽;在美国,你可能开五个钟头的车,去中国城买一串粽子,再忙不迭地赶回家,分享你的家人。而那咬下去的滋味,在台北是肉粽,在异国是乡愁。

  小时候过年,心喜又大了一岁,手里拿着红包,说是压岁,却直往墙边站着画线,得意地看着今年又高了半个头,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长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旧年。

  所以赵小兰和她的五个妹妹,不但功课好,而且各有才艺。赵小兰能打高尔夫球、骑马、溜冰,更弹得一手好琴。以前家住纽约长岛时,还经常出去演奏。

  只有考取大学的那一年,觉得真是朗朗乾坤,好个新的一年。

  这种情景,几乎也能在赵小兰的家里看到。

  纽约客New-Yorker这个名字真是取得太好了,那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将满腔的热情藏在里面,以一种冷漠的外表、冷静的态度,来面对周遭冷酷的现实。因为如果不够冷漠,就容易"人善被人欺";不够冷静,就要处处反应失当,吃大亏。

  小时候,虽然苹果贵,我却最不爱。很简单,因为吃到的苹果,都空空干干像是脱水的。尤其是年节之后,在那一篮子渡海个把月,又串了千门万户,张太太、李太大提进提出无数遍,总算忍无可忍,被分发下来享用的时刻,早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蜡果。直到来美国之后,吃到了新鲜的苹果,反觉得有些不真实了。

  在台北举行八年来首度个展,七十多幅画,只剩下几张,妙的是:那几张画上描绘的多半是现代城市风景。

  "很简单!因为这画上没有他们童年的经验,在这个高楼林立,城市里再难看到田园景像的环境中,那些赚足了钱的收藏家,心理真正渴望的,是他们几时的竹林、草原和小溪,也只有那种画面,能引起他们心灵的共鸣,而你画的现代风景,虽然美,毕竟不是收藏家记忆中的故乡啊!"

  赵锡成博士夫妇的身教是极成功的,他们家在晚餐后极少开电视,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则,不在电视前花太多的时间,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则处理未完的公务。从事航运工作的赵锡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对事业专注的态度,相信对赵小兰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日文课班上突然出现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太太。当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二、三十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的时候,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她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她也紧张兮兮地应付考试,才确定是正式的研究生。她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溜课的人都找她帮忙,我们称她为赵太太,直到毕业,才知道她就是赵小三的母亲--朱木兰女士。

  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下自己铺成的。

  宴客时,孩子们当女侍;买东西拿收据回家报帐;念大学向政府贷款,署假打工还钱。连布什总统都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有一天开画廊的朋友到画室来,我指着墙上一幅纽约中央公园雨景,不解地问她:"这么好的画,为什么反而没得到收藏家的青睐呢?"

  于是你可能看到一大袋一大袋,整齐放置的垃圾,而知道那屋主是用专装垃圾的强力塑胶袋的人家,他可能有较整齐的个性。

  "我家后面的竹林!"

  做为纽约客,当他听到邻人家有枪声,或见到街头的凶杀时,不会立即冲往现场,而是报警,因为他知道,当他有勇无谋地冲过去,很可能吃下另一发子弹,警察却因为没人报案而无法赶来。

  如果你够细心,更可能由最小处看出人性,记得一位精通置产的朋友,曾经指着路边人家,对我说:你看!他拿出来的屋内拆下的木条,上面的铁钉都被特意地敲弯。而那纸盒上,则写明'小心碎玻璃'的大字,这是因为他顾虑到收垃圾人的安全!"

  "我们虽然俭省,但是你们如果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说要学,就有责任学好!"

  如此说来,他们那年就真有些意思,也无怪在美国的年显得平淡了。

  "随便嘛!跟平常一样,天天不都是过年吗?"

  民国五十九年,当国内舞台剧大部分还受艺工队的领导,并维持着"音容劫"形态的时候,红鼻子的推出,确实是一剂清流,我们甚至可以用这部戏,做为国内舞台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牌,因为它是文艺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结合。

  心里觉得对老人家过意不去,跟了进去,母亲正坐在临窗的椅子上看后院的雪景呢!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什么过不过年的!你除旧,敢情把我这老的也除掉好了!"

  "我妈包的粽子啊,天下第一!"学长捡起来蒸了一个,小心翼翼地从中间切开,放半个在我的碟子里。不知是材料不对,还是没有蒸透,那粽子又白又硬,且滚出两颗未熟的花生米。

  还有一个可以由外面看出地区的好方法,是看四邻房屋的保养。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在旁边看见一栋完全拆除新建的房子,又不是为图利而由一家庭改成两家庭或三家庭,八成显示那个地区是不错的。因为没有人肯在已经走下坡的地区,斥巨资重建。

  我当时代表师范大学前往,负责口试的除了姚一苇教授、赵琦彬导演,并有对推动国内舞台剧极具贡献的李曼瑰女士和刘硕夫先生。

  我们确实看到朱木兰女士,一九六二年带着赵小兰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坐船来美国,从孩子们半句英文不通,必须由父亲熬夜逐字教导,艰苦奋斗到今天,已经有四个分别从哈佛、哥伦比亚、维州大学等名校的研究所毕业。连朱木兰女士,都以两年全勤的纪录,修得硕士学位,当然,赵锡成博士更成为美国航运财经界的名人。

     谁是纽约客?

  确实,每当我画那竹林、小溪时,都不期然地回到我的儿时,那溪流很浅,但其中有悠游的小鱼,水滨开满姜花;那竹林很野,但野得飘逸,更野得安全;其间的农夫村妇很拙,但拙得朴实、可爱。自然间,我画的已不再是一片景色,而是一种孺慕的爱恋!

  冲进家门,母亲正坐在厨房,没有开灯,黑幢幢的一个影子:"发愁呢!晚上吃什么好?大过年地!"

  不过我们真是得感谢发挥想象力,创造这些节日的古人,他们不但让大家团聚有理,而且使每个节日都各有特色,在记忆中变得那样鲜明。于是尽管来美国十多年,想到中秋,就在心里升起了大月亮;说到过年,就咻地飞过一支冲天炮;谈到端午,耳边则传来咚咚咚咚的鼓声。

  父亲节就快到了!据我所知,在今年六月十六日美国父亲节时,赵小兰特别暂时放下交通部副部长的繁忙工作,由华府赶回纽约的家中,为赵锡成博士过节,请问,在国内有几个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亲节时赶回家,井诚挚地送上一份礼物与祝福?

  相反地,那离婚夫妻的房子,不必问,常能看得出来。譬如门上有洞、锁被撞损,杂乱的橱柜、积垢三分的浴室磁砖,不是显示有个全武行的丈夫,就可能见出一个沮丧的妻子。

  谁说纽约客没有情?只是那情冷静地藏在里面。他避免给予恶人可乘之机,绝不暴虎冯河,也绝不因吝于报案,而让匪徒逍遥法外。

  站在那儿,你觉得自己成了异乡人!

  一个没有喧闹、污染与暴力,让他们在成年争逐之后,能够将心灵隐居的"童年的故乡"!

  当我不解地问朱木兰女士时,她说:"不错!我们是教她们做Waitress,但那何尝不是一种训练?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做辛苦的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是一种休息吗?何况在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待人处世的道理!"

  人们不但会平均着时间来制造节日,而且聪明到配合天气来过节,譬如秋天萧条,就在晚上吃月饼赏月,或烤火鸡感恩;冬天冷得没处去,就呼卢喝雉地守岁,或办通宵耶诞舞会;至于端午和复活节,外面正是一片大好风景,则全改成白天过节了。所以,谈到这儿,屈原又是有幸,没在冬天投江,否则人们可能在冷风飕飕的江上赛龙舟,又可能万头钻动在两岸吗?

  关系大了!因为屋子就像是人的身体,只知道生了大病开刀的人,绝不如平日勤加保养的人健康。所以会挑房子的人,常爱看地下室男主人的工具房,如果发现各式工具完备,挂得又整齐,八成那房子连小毛病都没有。因为有一点小裂、小缝、小漏,主人立刻就会把它修好,而"自己"做的精工,往往能比外面工人做的结实几倍。当你住进去,只觉得每个橱柜、门窗,甚至水管、天沟,都特别讲究,不知省了多少麻烦,这时真得感谢前任屋主"修得善果"!

  他们又说,其实啊!房子也不重要,真正贵的是地!想想那广告上刊登的佛罗里达海滨别墅,多漂亮!全新的,不过多少钱一幢?还带室内游泳池呢!所以如果在最好的地区,买下一栋破旧老屋,拆掉重建,还是划算!

  但是赵家尽管富裕,孩子却多半进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帐。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还向政府贷款,靠暑假打工还钱。这不表示赵锡成夫妇小器,而是因为要求子女独立、负责,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

  看过"真善美"那部电影的人,大概会记得当茱丽安德鲁丝初去当家教的时候,父亲一吹哨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队出现的画面。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班演出"谢神";第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惹了一鼻子灰,总得找个台阶下,想过年前理当大扫除,便兀自从厨房最上面的柜子打扫起来!将那过期的食物、不必要的瓶罐全扔在大垃圾袋里,却见老母怒气冲冲地跑来:"那是我留的,怎么全扔了。"

  太太开车,被歹徒割破轮胎;儿子出门被抢走现款;女学生在电梯里差点被强暴;男学生被一枪打中脖子……。

  "唉!"老人家叹了口长气:"哪儿像过年哪!一点儿年的味道都没有,连鞭炮都没听见一声。"说着迳自向里屋去了。

  也就因此,当掮客开车带你去看房子时,千万别以为一路上所见到的高级住宅,就会属于你看的那一区,因为他们往往会非常技巧地,专带你绕路走漂亮的街道,等你买下来之后,才发现那房子在好区与坏区的交接处,只为他带你穿过好区,避过坏区,所以会被蒙在鼓里。

  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
  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灯,围着,仿佛进入梦境。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家练习。

  你可能看到许多人家的垃圾里,夹着婴儿尿布的盒子,而猜想那里的屋主属于年轻一代,年轻邻居的好处是充满生气,缺点则是可能比较吵。相反地,老年屋主虽然安静,却也暗示比较大的"未来变数"--你很可能发现,有一天老人去了,他远在外地的孩子,草草卖掉房子,换来了你最不欢迎的邻居,一时整个地区的人,纷纷卖房子,房价瞬间惨跌。

  不仅料理自己的内务,每天上闹钟起床,小时候赶校车上学,回家由姊姊带头,自动自发地念书,而且她们家的六个女儿,还分担家里的琐事。

  做为纽约客,当他夜里听到街头枪响或有车祸的声音时,绝不立刻点灯,而是从窗帘间察看,记下肇事的车号和歹徒的相貌穿着,成为提供线索的证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提早曝光,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更使警方失去了破案的机会。

  在他们未来的记忆中,故乡会是什么样子?

  可不是吗?我起初也差一点买下坏区边上的房子,幸亏遇到贵人指点,才没有蚀本。经过这十三年,换三栋房子,阅屋数百幢的经验,才渐渐有些领悟。

  您说,过年容易吗?所以,请别问我在美国怎么过年!

  节,在国内,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海外游子的心理,代表的却是"怀念的故乡!"

  突然电话响,儿子从学校打来的,开口就是洋腔,听了有气,吼了回去:"你讲英文,老子听不懂!怎么?是不是为了旁边有洋同学在,说中国话丢你脸,那就不要说,老子不懂洋文!"儿子赶紧改了国语,说什么班联会要开会,不能回家吃晚饭。

  十一年前,当我结束丹维尔美术馆的工作,打算到纽约任教的时候,每一个听说的朋友都瞪大了眼睛说:

  后来我由于兼新闻工作,常跟纽约中国新闻处的朋友往来,接连地听说其中一位小姐在家门口遛狗时被抢、另一位小姐在大街上被抢颈上的金项链,由于链子太结实,几乎被拖了半条街,脖子都拉出了血。又有一位年轻小姐,早晨上班时,居然被人一拳打伤了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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