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讲话》的现代性与中国文艺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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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列关系,我们说《讲话》的诗学贡献就在于它建构了一种文学艺术的“人民伦理”。正如《讲话》所提及的那样:“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讲话》关于文艺“伦理”的阐述可以具体体现为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启蒙”和“教育”的可能和限度等诸多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讲话》中,文艺活动被理解为多重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这种伦理关系正体现了“人民性”的思想精华。

赵文:理论地看,“讲话”的目的就是要澄清与中国历史形势相适应的文艺工作基本原则问题。就此而言,毛泽东提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理论论点。

李祖德:《讲话》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它为当代文学塑造了一个基本的形象——人民。我们的文艺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既是文学表达的对象,也是表达的主体,也是文艺作品接受的主体。这提出了又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那就是文艺的伦理问题。《讲话》中所提及的“立场”和“方法”问题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伦理”体系的重要维度。在《讲话》的阐述中,“立场”便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最基本的“方法”即是“普及”和“提高”的方法。同时,在这一体系中,还包含着“文艺”、“生活”、“文艺遗产”之间的“源”与“流”,以及“学习人民”和“教育人民”等诸多辨证关系。

李云雷:近年“底层文学”的兴起,可以视为文艺的“人民性”在新世纪的复苏,我们看到在文学、电影、戏剧、电视剧、流行歌曲等不同领域中,都有对底层生存状况的表现,这与现实中国的变化、思想界的争论有关,当然也与包括《讲话》在内的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有关,但在这方面还缺少更为深入的研究,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从整风运动到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现在很为一些研究者所鄙视,但有两点却需要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与中国历史、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有着中国作家的独特创造,它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西方文学,也不同于任何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这比其他时期对西方亦步亦趋的模仿要高明得多。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种种批评,但以上两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而这也是将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如果离开了这些,将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优秀中国文学,这也应该是‘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现在我仍坚持这一看法,并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赵文:历史地看,“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深入传播的一次总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着在中国有了系统的翻译与介绍。苏联文学理论家里夫希支?希莱尔的《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汉译本《科学的艺术论》由1939年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文学遗产应有的态度以及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之本质等方面的论述,使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各处的文艺思想以体系的形式出现。1941年戈宝权辑译的《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面世,广泛涉及列宁论党的文学、论新文化创造和论托尔斯泰与赫尔岑等文学理论专题。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刊出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1942年5月15日和19日分别刊出恩格斯致哈克奈斯、致考茨基和致拉萨尔的信,及拉法格《左拉的〈金钱〉》节译等着作(资料参见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说“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以及文艺与革命关系之“齿轮和螺丝钉”的提法,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中文译介话语系统的内在关联。

李云雷:《讲话》同时也是中国“左翼文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自1920年代开始,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上进行了不断深入的讨论,《讲话》是对这些讨论的系统性总结,同时《讲话》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它不同于瞿秋白、鲁迅、胡风、周扬、冯雪峰等左翼文学理论家,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甚至也不同于卢卡契、萨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它针对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案,但它的提出的根本问题又穿越了具体时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三、《讲话》与中国文艺的未来

我们不可否认,文学“多元化”的可能。但长期以来的“纯文学”实践证明,“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一个根本性的文学主体的遗忘。今天,我们反思文学的“人民”主体的缺失,正是意味着对“多元”价值的珍惜。因此,重新寻找“消失”的人民,是当代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的重大命题。正如《讲话》中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是《讲话》为我们提出的一个永恒的诗学问题。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语境下,“什么人”的问题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走向,才能重新找到当代文学中业已消失的主体。我们怎么去重新寻找、想象、建构和书写“人民”,这是我们新世纪的诗学理论问题,也是文学艺术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实践问题。

因此随着这两个论点,可以推知,无论是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还是作为中国社会的现实 “主体”的人民,都需要锻造自身的符合历史本质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民性”,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人民性”,“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的“人民性”。这一点对任何阶段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来说,都是一个“经常不变之理”。

赵文:不可否认,《讲话》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主题的提升。这种提升的趋向和运动在“国统区”表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提出的方向——“必须立即开始组织工农贫民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工农兵大众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者,并且从中产生无产阶级的作家及指导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1年11月);在讲话中,则表现地更为深刻,在这里启蒙主题具有了多重维度:在历史科学理论框架下建立人民性的文艺指导方针,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服务,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民族国家的巩固以及新人民的建构三重任务服务。

李祖德:在我看来,《讲话》的“结论”部分所提出了文艺的中心问题,即“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关涉到文学艺术内在的“主体”问题和“伦理”问题,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所包含的两个重要的诗学命题。反思当下的文艺状况,我们可以从这一“中心问题”中看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所在。《讲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而这一经典文献又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支配整个当代文学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潜在文本”。其中的一系列命题,尤其是关于“人民”、“人民性”的表述,更是当代文学的核心命题。“人民”、“人民性”与“人”、“人性”的转换与更替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困境。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寻找和建构仍然是当代文学未能完成的“现代性”命题。

第二,毛泽东在“讲话”中也强调,要改造“人民”的自发性。“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但“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缺点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无疑,对“人民”而言,仍然有一个革命的先进文化的普及乃至提高的问题。

李祖德:反思今天的文艺状况,文艺工作者恢复和人民之间的一种良好的伦理关系仍然是未能解决问题。在“文化工业”日趋成为当下主导性文化生产方式的今天,“文化工业”实则颠倒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伦理关系。文化资本对消费者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讲话》谈到了这样一种不平等关系,“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出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利益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同样,阿多诺也有类似的表述,“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转引自《社会水泥》,第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文学艺术如何真正表达人民,人民如何利用文学表达,都是我们当下文艺生产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李祖德:今天,我们如何反思文学的“主体性”,如何找到文学的“主体性”,这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困境。应该说,《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思考方向和实践的可能性。《讲话》中谈到:“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诚然,这一描述和论断有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但却提出了文艺的根本性问题之一,那就是文艺作品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在新的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的内涵必然也会随之而变化。但反思当下的文艺状况,我们会发现,“人民”、“人民性”在文学的想象和书写中消失了,当代文学变成“个人”的想象场域和自我观赏的镜像,而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所张扬的“个人”主体性也逐渐失去了被继续书写和建构的可能。

李云雷:“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确实是《讲话》提出的中心问题,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其重要性。1980年代以来将文艺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写什么”和“怎么写”,并认为“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这其实回避了“为什么写”与“为什么人写”的问题,与“怎么写”、“写什么”这样的问题相比,无疑“为什么写”与“为什么人写”是更具本质性的追问,它没有将文学探索的范围限制在“文学”甚至仅只是形式之内,而是为文学打开了更为宽广的视野,这是与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它呼唤的是更博大的胸怀和更深切的关怀,它呼唤的创作主体不仅要创造作为艺术的文学作品,而且要创造历史,创造自己“新的本质”,这三个“创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同一个过程。

李云雷:我们今天谈《讲话》,首先应该明确两点,一是它的现代性,即它是在现代中国出现的一种文艺理论,它对我们今天思考文艺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二是它的学术性,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一个政策或文件,而首先是一种学术着作,在其中渗透了马克思主义观察文艺问题的角度与方法。明确了这两点,我们才有可能对《讲话》加以讨论,进行重新认识,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将之当作“过时”的东西,或者仅仅看作是政策,那么就失去了讨论的基础。

先有主体的存在,然后有伦理关系的建构。在我看来,《讲话》的贡献在于将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主体之间交往的精神活动,在对“主体间性”的运筹中建立了一种文艺的“人民伦理”,在此基础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民性”的文学品质。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讲话》这一历史文献有其自身的语境,但它的意义并没有尘封。

一、《讲话》的历史与现代性 李祖德: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65年,在整个新文学史的“结构”中,并不算是一个“短时段”。在65年这样一个“中时段”中,《讲话》曾经为我们想象和提供过一种文学“情势”和景观。如果回顾中国当代文学50多年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讲话》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当下的文学生产和知识生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面临当代文学的“永恒危机”,《讲话》会不断地激发我们对文学困境的反思和超越。如何激活《讲话》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如何“救活”当下的文学写作,这关系到新世纪文学的前景和可能性。所以,《讲话》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所蕴含的价值,需要我们重新发掘,也需要我们阐释出新的意义。

赵文:也就是要抓住“源”和“流”这个关键。可以说“讲话”仅为“底层叙事”而且也是为一切活的文艺在理论上厘清了三重资源,第一就是人民的情感之源,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情感出发才能创作出属于人民的作品;其次是语言之源,认真学习人民的语言,表达人民的需要和心声;最终是人民的生活之源。这里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执着地上的人们,这就是活生生的人民性的文艺的源泉。

尽管学术界早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延安文艺及“十七年”文艺中的“现代性”因素,但这些发现并没有被现有的文学史所接纳。在今天看来,当代文学“现代性”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形式和美学的变革中,当代文学中的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自“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从“人”的主体张扬到“人”的主体失落,经由“纯文学”的观念和形式变革,当代文学和现实已然失去了有效的精神联系。1990年代初期文艺界和思想界爆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19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失落”都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从这一点来看,《讲话》的历史和现代性并没有终结,《讲话》关于“人民性”的创见仍然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李云雷:刘绍棠说过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当我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却更加信服了”,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出了他那一代一部分作家的心声,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对《讲话》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化时期,又对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弊端有较为直接的感受,对《讲话》的价值应该有较为客观、公正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将《讲话》教条化,当然也不能将之“妖魔化”,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将之教条化或“妖魔化”的历史,同时跳出历史上的恩怨是非,完整地理解《讲话》,将之作为克服当下文学弊端的思想资源之一。

赵文:如果说,人民性是文艺工作的政治标准,那么文艺工作的另一标准则是“艺术性”。两个标准也是“讲话”的一个重点。但无疑“讲话”的特殊语境使得这个文本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转变成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改造以及文艺工作方式方法改造的政治方面,但这绝非是要用政治性压倒艺术自身的特殊性。这一点可以在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的报告第三部分(“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得到证明。在这份文本中,毛泽东指出了“另外一种偏向”:“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到和普通的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这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因为忘记了艺术是特殊部门,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与形态。这对我们理解文艺与人民性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李祖德:关于《讲话》的历史和历史评价,也是随着当代文学的演进而发生变化的。在现有的文学史叙述中,延安文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194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区隔下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一种脱离了“普遍”的新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区域”文化形态。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工农兵”文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唯一有效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在这种文学史叙述中,一方面,“特殊”和“区域”意味着这样一种文化形态独立于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之外;另一方面,这种文学史叙述认为,建国后,作为个体伦理范畴的“人”、“人性”、“人道主义”消失了,而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新时期文学”则重建了个体的“人”和个体的自由伦理。因此,在这一文学史视域中,自“新时期”开始,当代文学则又重新回到“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和“普遍”的“现代文学”建立起一种关联。

李云雷:在《讲话》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人民性”无疑是最为核心概念,但“人民性”这个概念并不是僵化或者说“本质化”的,而有着丰富复杂的意蕴。首先,我们注意到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论述中,“人民”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外延,但又有其最基本的内核,那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人们,这样就将人民这一概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了起来;其次,底层的人们不是天然地具有“人民性”,他们的人民性是与先锋政党赋予的“先锋性”结合在一起的,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可以说“人民性”并不是人民旧有的本质,而是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创造出的新“本质”。如果说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首先是个经济概念,那么毛泽东意义上的“人民”则首先是个政治概念。就文艺方面来说,“人民性”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像在现实政治中翻身一样,人民在文艺上也翻了身,这是指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成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与主人公,这样一种文学的创作与交流方式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讲话》的阐述中,如何真正地实现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其中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问题,那就是人民本位的立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讲话》给我们启示就在于,它为在文学活动的四大要素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伦理关系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重建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

二、“人民性”:文艺的中心问题

第一,在文艺创作中,反对“知识分子”的“自发性”。抗战爆发以后,全国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服务人民、服务于抗日的愿望的自发性是一回事,真正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则是另外一回事。“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要从“自发”到“自觉”,需要一个改造的过程,这就是“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获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的过程。

赵文: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围绕“讲话”形成了众多的讨论、争论,乃至争议,构成了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重要景观。而且,由于“讲话”自身具有的特殊理论地位,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方法反思历次大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讲话”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提法为其潜在对话基础的。

胡乔木在1982年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当中总结评价说:“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不可否认的是,“讲话”有其自身形成的“语境”。因此也有些学者指出,要将“讲话”当作“历史文件”来理解,分清其中的“经常不变之理”和“权宜之计”,这一要求是有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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