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1》编剧谈"现实语境下历史叙事的视

现实语境下历史叙事的视野与维度——《中国1921》剧本创作谈

■作者:《中国1921》编剧——刘毅 汪海林 闫刚

历史视野与叙事结构的统一

2010年开始,我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国1921》这部剧的创作中去,是想写出一点新东西来的。以表现中国共产党建党为主题的电视剧,如何摆脱旧有的题材束缚,从故事层面从思想层面表达新的内涵,这是摆在编剧面前的一个难题。从时间跨度上讲,故事的主体发生在公元1921年,但故事仿佛不能从1921年写起,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五四运动”是需要重点表现的内容,“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的起因是一战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战后问题的会议,于是,我们的故事选择在一战结束后开始。

历史视野来自于对史实的批判,批判的工具决定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很多年,近几年,唯物史观似乎落伍,不再被学术界奉为佳臬。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对于中共建党这样的历史事件,必须先展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从上层建筑到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全景画幅,向观众做结构性呈现。因此,我们必须展现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的政治斗争,同时,最广度地展现士农工商的生存状况,也就是社会状况,《中国1921》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北洋系、毛泽东代表的青年运动、南方革命势力,三条线平行展现,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但三条线不交叉,不进行刻意联系,而仅仅是一种主题上的呼应,共同汇聚为“中国1921”的洪流。这种结构,对于电视剧来说,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故事不是线性的,是三重结构。但我们坚信这种叙事是恰当的,依靠故事的内在联系,形成情节的张力,如果解决得好,这种三重平行结构也是可以具有观赏性的。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段时间以来,重新解读历史成为风潮,本是好事,但随着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的散布,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文天祥被俘虏又被放出可能是个叛徒,岳飞打过败仗,杨家将不值得宣扬,董存瑞没炸雕堡。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狼牙山没有五壮士,红军飞夺的泸定桥不是铁索桥是木板桥,刘文彩是大善人,半夜鸡叫里的坏人其实是高玉宝……

着名编剧王朝柱说:一个民族不热爱自己的历史和英雄,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对史料的解读只掌握只鳞片爪,就开始妄加评论;以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虚构的细节解构历史,颠覆历史。有的人就算陈述事实,但改变了时空顺序,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比如有人宣扬段祺瑞在三一八事件后长跪不起开始吃素,其实段祺瑞早就吃素了,与三一八无关,而长跪不起的描述除了其后人自己说的,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样的以讹传讹太多了。同样,段祺瑞粗茶淡饭,不贪污,不给家人谋职位,这些私德确实值得肯定,但是,作为历史人物,这些细节是否可以改变对他的历史评价,甚至翻案呢?作为编剧,写历史题材,写翻案文章是容易引起关注的,甚至还可能引发追捧,这也是影视界近来的一个怪现象。然而,出于对历史的负责任,我们不能做这样哗众取宠的事情。一个历史人物的本质,是由其是否代表历史的进步方向决定的。把复杂的历史评价,用一些历史碎片来解构,以瞎子摸象的方式下结论,至少是不负责任的,最终将贻笑大方。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是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认识,也是抓住人物精神内核的重要依据,我们对毛泽东在剧中的情节线的设置,基本就围绕这段论述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来展开。从解决自身的求学、就业、吃饭的问题,延展到对民众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面对权力的、思想的敌人,如何去唤起民众的联合,这就是剧作所要表现的内容。

以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出发,寻找历史的脉搏

讲好故事是电视剧的命脉,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难点之一,就是如何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让他们贴近观众,让观众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喜悦与悲伤、彷徨与奋进。

着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编剧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时,只有在对史料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情感的积累,才能从量变到质变,进入一个挥洒自如的创作境界。这番话,在我们的创作中充分得以应验了。

编剧盼作品的成功,犹如仰望绝岭峰顶的明珠,心知要摘取它没有捷径,只有借助剧中人物性格,细致入微地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呈现给观众。

我们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对比和分析,终于有了信心,那些最能打动我们的史实,也一定会唤起观众的共鸣。于是,史料与想象便融汇贯通起来,虚与实的界限被大胆打破,我们有了三个家庭、一群年轻人、两对恋人的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

杨家的敦厚家风,尤为感人。杨昌济的开明智慧,母亲的温柔忍耐,造就了杨开慧大胆追求真理、追求爱情,善解人意却又倔强的性格。杨昌济舐犊情深,毛杨恋爱,他曾焦灼地反对,终于因对女儿爱而释怀放手,给予年轻人美好的祝福。这种态度上的微妙变化,父女间情感的交流,是天下父母都能体会的。

毛泽东与母亲、弟妹的戏,场面不多,却处处体现出毛泽东深沉诚挚的情感。从宁可放着自己的腿病不治,欠钱也要给母亲抓药,到背负母亲去照全家福,雇车送母亲回老家,每一次相见,母子间依依不舍的感情,都在默默地流动。更不用说毛泽东散尽家产,带领弟弟妹妹走出韶山冲,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和诗意的场面。我们无法忽略这样的事实:散家出走,并不是去追求荣华富贵,而是让亲人从此走入动荡凶险。没有坚定的信念,怎能如此毅然决然?兄弟间没有真挚的情感和信任,能说散就散,义无反顾?家庭会议,场面是平静的,言语是朴素的,然而,如果观众能意识到,毛泽东三位弟妹后来相继为革命捐躯,那么这个场面,怎能不令人动容?

蔡和森一家,则有另一种风采,相信在今天,母子三人共同出国求学,也是极为罕见的吧?蔡家就做到了,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可谓奇人奇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她不输儿女,脚踏实地付诸行动,在法国更有靠卖鞋垫铺贴学生的“壮举”,蔡和森的勇于行动,拒绝空谈,冲动激情,与母亲的性格,有极大关系。

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报国理想,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困顿于北京,这就是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境遇。年轻人在困难处境时,难免会产生矛盾冲突,但我们没有为冲突而写冲突,而是从性格出发,将蔡和森的嫉恶如仇、快人快语,萧子升的温和懦弱,周奉全的好打小算盘等细致刻画,自然地展开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故事的进展,塑造了可信的人物群像。

最为观众所热议的,要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场面。不少观众很惊讶,认为编剧将毛泽东杨开慧等同于当下的青春偶像,杨开慧的表白大胆直露,是否符合史实?其实,只要对这段历史加以关注,就可以发现,这恰恰是对他们卓尔不群的个性的忠实描写。细心观众会注意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并没有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谈”恋爱过程。毛泽东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那种遭遇挫折、虽苦闷彷徨,却绝不气馁、一定要拿出办法来的刚强性格,点燃了杨开慧一直渴望燃烧的心灵,这是两颗心的碰撞。在杨开慧的日记里曾明确写道:“我爱我的妈妈,我决定终身不嫁,直到他出现,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觉得我可以为他去死。”两个人都很骄傲,拙于表达,因此一旦冲破桎梏,感情的宣泄必定痛快淋漓,“我决定,我要跟你结婚!我要为你生孩子!如果你掉了脑袋,我带着孩子继承你的事业!”这样的表白,是其来有自,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的。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虚实结合原则

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一定是虚实结合: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上艺术虚构的细节和小人物,也就是一般说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真实的部分相对好写:如实地还原当时的情境,需要做的,是对材料的取舍和角度的选择。有些同类题材,为了照顾观赏性,过度虚构,影响了历史真实性,导致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我们对《1921》的定位,是要还原那个时代,所以我们设定虚构人物的原则,除了和主人公密切相关外,还要求要带出当时社会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巡捕:他上可以和警察局长乃至段祺瑞直接对话,下可以混迹贩夫走卒之间,以他的角度,见证诸多历史事件:五四运动、逮捕陈独秀、跟踪一大代表、发现一大会场……在原本的设计中,我们想要他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被共产主义理想感召,成为党的支持者,但是在实际写作时,发现他的人物轨迹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如果坚持下去,将会影响史实部分的呈现,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让另一个虚构人物“小耳东”来完成这个人物的后半部分:来自山东的小耳东,是杨昌济家的车夫,吃喝嫖赌抽,觉悟非常低,人生没有目标,但是在和毛泽东接触后,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加上自己妹妹身上发生的悲剧,最后觉醒,成为了革命者。通过这些虚构的人物,我们可以更加凝炼地表现那个时代的众生相,同时,体现出共产主义理想和主人公的精神感召力。

一切革命历史题材都应与现实相关照

革命历史题材的另外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对现实的关照。如何与现实对应,引发今日观众的共鸣,是每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必须面对的课题。

《1921》与现实的照应,更多的是在精神气质上的对应——90年前的青年,跟现在的青年,需要面对的问题和迷茫,其实是一样的:职业规划、前途选择、婚姻和爱情……26岁的毛泽东,和现在的80后北漂一样,面对着生存、工作、社会的压力:出国还是不出国?是跟随别人道路,还是自己独立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的,是信念的力量:不要迷失于眼前的利益,不要困惑于物质的诱惑,在现实之中,秉持信念,才能度过有意义的人生。

能够激起今日观众的共鸣,令当下的青年进行有益的思考,才是一部史诗剧作的现实意义所在。

红色题材的未来与历史的责任

运用艺术形式表现本民族的历史人物、历史伟绩,是人类的共性,莎士比亚的大多数作品都属于“重大历史题材”。中国革命史,是一段不朽的传奇,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经历和情感烙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既不能成为微言大义、照本宣科的宣传品,也不能成为媚俗、浅薄的纯娱乐产品,创作者对题材类型的把握,对创作技巧的磨练和提高,尤其是对正确史观的理解和掌握,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味迎合消费需求,就会使信念和信仰消解,因此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融入精神和信仰,并不断承传弘扬、丰富发展其蕴含的精神资源和宝贵资源。

我们三人作为70后的编剧,越来越感觉到,编剧要有文化使命感,有历史责任感,不管创作什么题材,都应该有社会责任。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应充分利用我们的红色历史资源,加入现代性思考,进行文学深度的探索,从历史文化中提炼出新的时代精神,编剧应该有良知,有情怀,创作出好的作品,不负我们的历史,不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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